| 镜头为笔：摄影师范远帆用光影书写城市变迁的时代注脚
五月的黄昏，我站在浦东陆家嘴一栋尚未完全竣工的写字楼天台上，看着对岸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暮色中次第亮起。身后是玻璃幕墙反射的碎金，身前是二十年前我拍下第一张城市全景时那片低矮的厂房和菜地。风从黄浦江面吹来，咸湿的、带着钢筋水泥未散尽的温度，像这个城市的呼吸。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，亲身经历了一场如此剧烈的空间变形——我的镜头，不过是这场变形记里最笨拙的证据。
那些被拆掉的“上海心”，藏在底片里
很多人问我，拍城市变迁到底在拍什么？答案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。2026年上海城市更新白皮书显示，过去五年间全市完成旧区改造超过420万平方米，涉及居民近15万户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无数个具体的人，和无数条曾经鲜活、如今只存在于影像里的弄堂。
我曾在静安区茂名北路的一栋老石库门里拍了整整三个月。那栋楼建于1928年，木楼梯已经踩出凹陷的弧度，天井里种着枇杷树，树下常年摆着几把竹椅。房东是位九十岁的老先生，每天下午三点准时端着搪瓷杯出来晒太阳，嘴里哼着早就失传的沪剧小调。后来整片地块被划入更新范围，我一次见他时，他正把墙上挂了六十年的全家福小心翼翼地卷进报纸里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——我按下快门的，根本不是建筑，而是一个时代的体温。
从胶片到数字：不是技术升级，是观察方式的革命
2005年我第一次拿起相机拍城市时，用的是尼康F5，胶卷是富士Provia 100F。拍一卷36张，心里得反复计算光圈和快门的组合，因为每一张都意味着成本。那时候拍城市变迁，需要极其克制——你只有36次机会去捕捉一个街区的呼吸。
现在呢？2026年全球数码相机出货量预计超过8000万台，其中无反相机占比67%。我自己的存储卡里，存着超过12万张照片。这不仅仅是效率的提升，更是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。以前是“寻找决定性瞬间”，如今是“浸泡在持续的光流中”。我不再需要等待那个完美的一刻，因为城市本身已经变成了一部永不停机的摄像机——每一秒都在拆除、重建、生长、腐朽。更微妙的变化在于，手机摄影让每个人都成了城市变迁的记录者。2026年第一季度，仅上海地区社交媒体上带有“城市记忆”标签的图片就超过340万张。这些碎片化的、业余的、带着个人体温的影像，恰恰构成了比任何专业摄影集都更真实的城市档案。
城市有它的骨架，也有它的体温
如果只拍地标建筑，那城市变迁就太无趣了。真正的秘密藏在毛细血管里。我花了三年时间追踪上海虹桥枢纽周边“城中村”的演变——从2018年密密麻麻的握手楼，到2022年第一批动迁，再到2024年新建成的保障性租赁社区。在这组名为《800天》的专题里，我最珍视的一张照片，不是那些塔吊和推土机，而是一个十岁男孩蹲在被画了“拆”字的墙上，用粉笔画了一架飞机。
2026年5月，我回去重访那个地点。男孩已经十七岁，一家三口搬进了新小区两室一厅的公租房。他告诉我，画飞机那年他爸爸是工地上的架子工，每天凌晨四点出门。如今他爸爸在写字楼当保安，他正在读职校的航空维修专业。所以你看，城市的变迁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容积率或土地出让金，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命运轨迹的重新绘制。那个画在墙上的飞机，十年后真的起飞了。
镜头里的“时间褶皱”：为什么我们要反复拍同一个地方？
有个问题总被同行问起：拍城市变迁最忌讳什么？我答：贪新忘旧。很多摄影师热衷于追逐最新的摩天大楼、最酷的网红地标，却忘了真正有价值的记录，是对同一空间进行持续数十年的凝视。
我脑海里浮现一个画面——北京菜市口。2026年《北京历史街区保护更新规划》刚刚修订，强调“微更新”而非大拆大建。但在十年前，这里经历过一场激烈的空间洗涤。我的相机里，有一组跨度二十年的“菜市口十字路口”照片：第一张拍于2006年，那天正下着小雨，水泥路面上的水洼倒映着拆了一半的胡同门楼；一张拍于2026年春节前夕，雪后的路口安静得出奇，新建的仿古商业街试图缝合记忆的裂缝。有趣的是，每次拍完，我都会去路口西南角那家开了四十年的老茶社坐坐。老板换了三茬，但茉莉花茶的味道没变。茶社的菜单背后，还贴着2016年关于“菜市口一条胡同拆除”的报纸剪报，边角已经发黄发脆。
这大概就是摄影师的宿命：我们不是创造者，而是时间的搬运工。每个按下快门的动作，都是在对抗遗忘。2026年，全球每天产生的照片数量约为50亿张，其中99%的影像在72小时内就会被新的数据流淹没。而真正能留下来的，往往是那些带着痛感、带着重量、带着不解和追问的拍摄——比如那些被反复拍摄的、正在消失的角落。
城市的美，不在于它有多新，而在于新旧之间层叠的褶皱。我的镜头只是这些褶皱里的一粒微尘，但微尘也有微尘的使命：把那些正在消失的光，收进底片里，等一个下雨的傍晚，重新还给看照片的人。 |
